待改:自我舉例完整版
3.華人本土心理治療的論述體系
余德慧將心理治療分成四個面向，再由此一一討論本土化的主題，四個面向分別為(1)對心病的認識論(2)認症的問題(3)治療者的角色(4)治療過程
首先就對心病的認識論以及認症問題而言余德慧強調的是不需要將傳統西方精神疾病的認定方式當作圭臬，他認為即便是在所謂的DSM系統下所認定的某些精神疾病，在產生的原因上也會不同，而這樣現象的原因余德慧將其歸為不同文化的因素，例如其舉了美國與巴基斯坦的精神官能症不同為例，同時這些精神症狀事實上還暗示了某些文化的意涵，例如某些症狀在西方傳統認定方式被歸為是精神疾病，但這樣的精神疾病在中國儒家思想，特別是孟子會被認為是本心被蒙蔽，在此我想到兩個討論的方向，一是以中國哲學的一些東西，特別是孟子的性善去多加討論余德慧的說法，二是我曾經和心理師討論過，即便是在同個社會背景下，被醫療體系檢定為「同樣的精神疾病」的人，如憂鬱症，他們所擁有的人格特質也必定不相同，證明人的獨特性，以及我們應該要在更加尊重人之間的差異，並以我自己為例討論此問題意識，而這兩種面向到最後事實上都是在說明必須重視差異的存在，也是華人本土心理學的重要原因。
倘若特別以孟子的「性善」說作為討論的起始，要先說到「本心蒙蔽」的概念，也就是說孟子認為人之所以無法為善，在於其本心被蒙蔽，只要除卻掉遮掩的事物，還其本心，那發揮出來的行為自然是良善的，這樣的思想在後來被陸九淵發揮，說明「先立其大本(本心)」的直接的功夫論，再由明朝的王陽明變為心學的核心價值，而余德慧在此篇文章常用的是心學的例子，因此我想是適合被提到的，由此可知東西文化的差異，特別是此篇文章所說的DSM系統與傳統心學所認知的「心病」的差異。順帶一提的是，心理治療說到的人格發展，以及榮格說的「個體化」，或可跟中國的「聖人」論做出比較，這在未來我更清楚時或許可以再整理成文章。
而就我自己而言，我在會談過程時心理師曾和我提過我在所謂的「有心病」的人中，我是很特別的，因為我的旺盛的「個體化」能力，在同樣那些同樣有相關症狀的人中是很少見的，而我在大一的時候某次作心測的各項指標相當高，於是被學校的心理師約談，但約談後的結論是因為我很特別，所以那些結果參考用就好，我想由我的經驗可以說明即便在相同文化下，相同的認證方式，還是會忽略掉人的差異，更何況是不同文化的人，或許在華人社會裡的某些「心病」是社會集體潛意識下的產物，在華人社會是常見的，也自有其處理的方式，但在西方卻被認為是疾病的一種，因此造成人人有病的奇特現象，但起因不過是文化的不同。
至於治療者的角色，在西方心理學來說，心理師偏向是個技師，以專業的技巧解決來訪者的問題，余德慧便說「治療師的個人心性不再主要的考量，只要不違反專業倫理即可…但是在心理治療過程最重要的情感轉移與反轉移，都被中性化…」，我想必須被強調的一點是，心理治療關係是非常特別的一段關係，此段關係不同於我們一般認知的關係，或在西方來說心理師只是職業的一種，在華人社會對於「治心者」的認知不僅僅如此，所以對於心理治療這樣的關係是相當陌生的，一是華人社會「心理治療」的歷史短暫，一是華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常是多重的，如亦師亦友或是忘年之交等等，但心理治療關係由於界線的問題，是強調其單純的(詳細我在另一篇文章「真誠-移情」再多做討論)。於是在我們的文化裡，案主會對心理師處在的距離相當不能適應，所以會試圖做出打破界線的嘗試，而這除卻本身的移情影響，我想和華人文化也有相當的關係，就像是為何西方的心理師是可以在家旁邊設立工作室，以及可以和案主離開工作室的環境，在台灣卻是不被允許，我想這便是兩者文化之間的差異，甚至在專業倫理方面，有些來自西方文化背景，而有些或許只是華人心理治療尚不成熟下的產物而已。
在華人文化裡，所謂的「治心者」是被期望或是要求有德性的，所謂的「治心者」夠多是「mentor」，以心學來說能成為導師的人，必是對於自省的能力相當高才有可能成為導師，但在西方心理治療的脈絡底下，心理師只是助產士，在如同前述，在我們以往認為「治心者」的概念和「心理師」是有差異的，這樣的差異起源來自文化不同。我們可以由此看見余德慧在心理治療背景所做的嘗試，便是試圖放入中國哲學以取代西方哲學，而有其重要性。
至於治療過程，從文化性質的心理治療來說，余德慧認為這樣的治療方式往往經由集體，而透過宗教性的「勸世教化」以行之，這是和所謂的「機構式心理治療」相當不同的。除此，華人社會延續了所謂的「鄉民社會意識」的轉變，而對精神官能症容受性高，而原因在於華人社會將這些精神官能症的現象歸諸於「社會與倫理生活」的層面，這些「心病」會被納入在社會倫理的範疇，如同前述，是透過儒家倫理的訓規意識使之「復歸」於「道」，這樣的狀態被視為是倫理失常的表現，而不是傳統西方心理學所檢定的「精神官能症」，雖然這樣的想法會被認為有訴諸於集體強權之嫌，但余德慧就此點出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在面對「心病」的不同態度，而這些不同是必須要注意的。
黑格爾曾說，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沒有哲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各方面都裝飾的富麗堂皇，卻沒有至聖的神那樣。我們似乎可以認為倘若整個文化被視為的一座神廟，那麼哲學就是裡頭的神像，將心理治療看作是廟裡的一根柱子，裡頭供奉的神像是西方的神，所以在運作上自然會有格格不入的感覺，因為心理治療的背景是以西方哲學作為基礎的，因此要完整的消化這樣的外來學科，在自我的神廟上建立一個同樣功能的柱子，但廟裡的神像是不可以置換的。心理師和我說過，在作心理治療的時候，有時會遇到一個狀況，就是某些心理治療所倡導的想法，其本身就和傳統社會的觀念背道而馳，她舉了個例子，例如在美國，某位女性因對心理治療有興趣，是可以離開家庭獨自追求目標的，但這在台灣的文化背景下是難以想像的，而事實上並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是文化的不同而已，就像以儒家來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來就是一體連貫的事情，和西方認為個體與社會分離不同。
而事實上我認為余德慧所強調的部分或許便是「哲學諮商」所要做的工作，心理師或許本來就被不認為需要有太多的哲學素養，如以「治心者賢」的部份來說，即便心理師在人格發展上在某些方面不如案主，但不代表這樣便不能夠幫助到案主，心理師只要有助人動機，依舊可以以專業工具作為助人的方式，也依然有助人的功效，因此似乎不必過於強調華人「治心者賢」的觀念。
4. 第四項標題為「兩種心理治療之道：倫理與心性的同體異面」，余德慧將中國文化的喻明系統分為二種範疇，即倫理療法與心性療法，倫理是入世的，心性是超越的、出世的，和西方心理治療相應，心性療法接近「存有治療」，倫理療法接近「社會精神分析」，而東西方的差別在於文化傳承的不同，但其實所謂的文化傳承即是「哲學」，不過在此余德慧似乎過於主觀的將倫理治療歸為華人文化的倫理形式規範，並又將倫理形式規範指那在儒學裡討論(事實上所謂的心學道學都是在儒學的範疇裡面)，例如余德慧或忽視了宗教所產生的倫理規範，有時候是從對神靈的敬仰起始，而非從哲學來說。
余德慧也提出，在西方文化裡存有治療與倫理治療並不是主流，而在中國卻是除了此二種幾乎找不到其他與心理治療相關的喻明系統，也幾乎看不到西式的「獨舉自我改善」的喻明系統。在這裡筆者認為余德慧似乎是將中國哲學的實踐特色與西方概念的「心理治療」混為一談，中國的哲學實踐傾向原本即不是為了心理治療的概念，在此余德慧或許是將心理治療的框架加諸於東方的工夫論中，所謂的實踐傾向意涵的即重視安身立命，安頓生命與經世濟民。除此心理治療應是由「治心者」與「被治心者」的互動，但中國哲學是自我的、向內的修養，由自我的修養完成人格的進展，而所謂的心理治療所做的部分應是幫助、輔助自我的修養，中國哲學的範疇包含心性論、工夫論與境界論，而喻明系統被歸納在功夫論中較為適當，因此將整個中國哲學概括進喻明系統或許不太適合。
儒家在心性修養上，到了最後是與社會文化渾然為一體的，在此余德慧題點了出來，儒家認為從天道到人倫本是一體的，以其最頻繁說到的心學來說，陽明心學認為心外無物、無理，我們所體現的只是宇宙的無限心，於此貫通天人，因此從心性範疇來說，我的所追求的超越性，其實是回復自我的本性，性即人之善端，而倫理層面，如「禮」其意義是使倫理精神的表現規範化，而倫理精神是人所本有的善，因此就人的精神說，心之本體即是至善無惡的道德本心，而功夫則指復其心之主體的具體實踐和過程。
心此從余德慧所說的「將社會限制加以超越」的說法是不恰當的，因「心即理」我們做的只是回復本性，也就無有超越之說，也沒有「方外之地」的說法，神聖和世俗本是融為一處的但其說「華人心理治療的倫理與心性是自我本體的兩個面向」我想是沒錯的。
其後再做出比較，指出東西方哲學中所重視的方向不同，並以黑格爾與王陽明作為比較的例子。
5. 由上述引申出下一章節，討論倫理治療的兩個方向，為存有性與外造性，其說到心學的心理治療問題就在如何將自我之蔽消除，以恢復本性，如同前述。而如何將本有的「仁」從內在發揮出來，在心學已有所定論，余德慧在此提出的是本土心理學如何使用的問題，但在此問題意識上談的不是很清楚，其江倫理治療納入「仁」的範疇中，由「仁」談存有與外造，而指出道家(？)的不足，再點出儒家的說法，但其僅點出全真教的說法，道家是否等於道教是有討論空間的，因此不可說道家後來放棄了純粹心性的修為，因道家的立場(以老、莊而言)，並沒有特別強調純粹心性的修為，至多以莊子來說較為符合那樣的說法。
最後其提出，倫理的外造走向提供社會助人與療癒的實質基礎，包括經濟餘力的釋放、助人機構的建立及社會福利系統；存有心性的外造性則是朝世間的本心誠篤存敬，成就生活的真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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